9月3日，科贝乐北京华联万柳店大门紧锁，空无一人，门口的消毒记录停留在了8月27日，清晰地备注着“上岗0人”。
科贝乐北京华联万柳店
21世纪经济报道 王峰 摄
家长林悠对此相当愤怒。一周前，她突然被科贝乐告知，北京万柳校区停课闭店。
科贝乐公司创于1992年，全球科贝乐中心数量已超过400+家。作为一家2017年就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早教品牌，科贝乐由志学教育引入，主做0-6岁儿童全脑早期教育，其在上海、北京、深圳等地已有校区40家。
“仅万柳校区就有300多个家长要求退费，涉及金额超600万元。”林悠表示，8月28日，科贝乐在北京所有校区宣布永久闭店。两天后，深圳大仟里、华润、壹方天地3个校区也宣布闭店。
科贝乐在给北京、深圳家长的告知书中均提到，闭店原因是“2021年遇到史上最严‘双减’政策”。家长们并不认同，因为科贝乐早教内容与“双减”无关，这是并不高明的甩锅行为。
目前，北京、深圳家长退费无果，正通过法律程序积极维权。而这次闭店风波也暴露出早教培训行业违规预收费、签订霸王条款等监管漏洞，单凭家长维权，困难重重。
退费无门，却“忽悠”家长众筹
“佩鲁（科贝乐）关门了。”林悠向女儿解释。
“用魔法棒把我们和老师变小，就可以偷偷进去了呀！”在4岁孩子天真的世界里，家长口中的“关门”只是把门关上了。
早教班的孩子和老师感情很深，家长很难向孩子解释科贝乐关门背后的深意。“我们可能是唯一一群还在帮机构筹划复课的家长。”林悠感慨。
但退费、复课之路，坎坷重重。科贝乐在告知书中称，“关于退费：公司接受司法介入等法院审判资产清算后陆续安排各项课程退费；关于转课：我方已发出行业互助消息，呼吁其他机构无偿承接科贝乐学员的剩余课时。”
家长怒气难消。林悠通过21财经客户端【爆料通】平台投诉，报料称8月28日科贝乐恶意闭店，导致北京地区家长费用无法追回。
据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调查了解，两天后，科贝乐深圳3个校区也全部关停。科贝乐深圳宝安大仟里校区家长黄冉表示，仅大仟里这一个校区维权家长人数就超过200人。
维权的不止家长，还有原本在科贝乐任职的老师，他们甚至无法和科贝乐负责人直接沟通。科贝乐北京芳圆里校区的老师李钰称，科贝乐拖欠自己两个月的工资。据她统计，在北京、深圳和她面临同样情况的科贝乐老师共有100多人。
这群老师还不止一次被科贝乐“忽悠”。李钰称，8月27日曾有一位科贝乐投资人的好友到校区处理拖欠工资事宜，但科贝乐的负责人并没来。“她没有监事权，没有股东权，没有法人权，只给我写了38000元的欠条，签了她的名字，按了红手印。”李钰认为，这张没有公司签章的欠条，作用不大。
让李钰觉得更奇怪的是，8月31日，老师们竟被踢出了科贝乐的企业微信群，这个唯一可与企业负责人沟通的渠道也被彻底切断了。目前，老师们已申请劳动仲裁，期望拿到被拖欠的工资和赔偿金。
8月29日，科贝乐还尝试通过发布众筹求助信“忽悠”家长。其在“求助信”中称：可以复课，但需要家长众筹支付场地费和老师工资。
“这个方案相当滑稽，简直在愚弄家长们的智商。”来自北京科贝乐校区的学生家长周芹如是说。李钰也认为这是一种无耻的欺诈，“发众筹信息时老师根本不知情，即便家长同意了，也得不到真正的复课，因为这个（求助）可能也是虚假的。”
“科贝乐是在规避责任，复课措施老师们也不会接受。” 科贝乐北京校区老师刘檬表示。
科贝乐还提出通过转课，把家长剩余课时转到指定的其他培训机构。“转课实质上是帮其他机构引流，那些机构分布在北京的东南西北，每家只能转四节，为了这剩余的100节课，我得跑多少个店？”周芹并不认可这种转课方式，认为他们的复课方案毫无诚意。
一直未收到明确的退费、复课方案的家长们，一部分推选出家长代表与科贝乐协商谈判、积极维权，一部分正积极通过合法途径维权，已有不少家长在法院提起诉讼，并在北京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了情况。
甩锅“双减”政策，关店理由与宣传措辞自相矛盾
科贝乐给出的闭店理由最难让家长信服。
在8月28日给北京家长的公开信中，科贝乐表示，“2018-2019年北京科贝乐快速成长，不幸的是2020年遭遇了疫情，2021年又遇到了史上最严‘双减’政策。”
在受访老师看来，科贝乐声称疫情影响导致闭店的理由十分牵强。2021年1月7日，科贝乐望京校区微信号还在朋友圈发布喜报，“科贝乐超级内购会业绩突破500万。”
科贝乐在告知书提出，“从2-7月，我们一直在做巨额退费；与此同时，我们几家校区的售卖课程收入还无法抵消校区每个月的硬成本支出。”
李钰称，自2020年11月起，科贝乐北京校区的退费处理时间就需要半年。同时，要求科贝乐北京校区从2021年4、5月份开始，已经不再给家长退费。这与科贝乐告知书的表述也不相符。
“科贝乐全脑早教”公众号在2021年1月27号发布2021年一季度新开业的科贝乐校区，主要集中在二线城市，包括长沙、泰安、沈阳和义乌。而就在北京科贝乐关店的前几天，科贝乐南宁二店宣告即将开业。这意味着，科贝乐在拒绝一线城市家长退款、关闭门店的同时，却在积极筹备二线城市的新店。
对于科贝乐所称受“双减”影响，家长更不认同，这一表述也与科贝乐以往的宣传自相矛盾。
2021年8月13日，科贝乐在《给乐粉的一封信》表示，“科贝乐服务的宝贝群体不包含‘义务教育阶段’的中小学生群体。科贝乐是以全脑开发为特色的素质教育，不属于‘学科类’教育培训。”
“双减”政策刚公布时，科贝乐家长赵蕾专门调研了北京其他的早教机构，发现它们不受“双减”政策影响。随后，她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卫生健康委员会咨询，得到的回答是科贝乐早教培训内容与“双减”政策覆盖内容并不相关。
当看到科贝乐以“双减”为理由解释闭店原因，赵蕾提出异议，“他们妄图打着‘双减’的旗号跑路，是在甩锅国家政策。最近，华尔街英语等机构纷纷倒闭，科贝乐想趁着这个时机蒙混过关。”
蹊跷变更法人，家长怀疑恶意闭店
科贝乐背后的公司网络、股权情况透露出了更多信息。据启信宝信息显示，北京科贝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隶属于志学教育科技（上海）有限公司。
志学教育科技(上海)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，实缴资本432万元，法定代表人及实际制人为叶明球，持股比例达55％。而宣布倒闭的北京科贝乐，注册资本100万，所登记的法人也是叶明球，持股比例是55%。
在8月29日，北京西红门科贝乐托育有限公司的法人变更为吕爱花。事实上，从8月19日到8月底，与志学教育科技（上海）有限公司相关的位于北京、深圳、南京的10家子公司法人都变更为了吕爱花。
8月30日，家长代表和北京科贝乐协商谈判。
这次谈判中，家长们最终提出两个要求，一是确定9月1日晚上7点，股东叶明球在线上与家长代表视频通话回应问题；二是科贝乐需要给家长提供明确时间、地点、人员的复课方案。
林悠说，“在9月1日的视频会议中，叶明球称吕爱花是他的母亲，为了给他分担压力成为了一些公司的法人，因为原来的公司法人明确表示要退出，他才把法人转了。”
家长们感到疑惑，频繁变更法人背后是否存在恶意诈骗的嫌疑？
据启信宝数据显示，志学教育集团有32家成员公司，其中，15家公司注册名包含“科贝乐”，公司所在地包括北京、深圳、武汉、南京、苏州、重庆、西安、郑州。
深圳家长黄冉告诉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，“如果单方面宣布科贝乐破产清算，近期报名的这些家长觉得涉及诈骗，因为一些家长才只上了几节课科贝乐就倒闭了，有人手中有近6万的课程费无法退款。”
早教退费难：涉及违规收费与霸王条款
自闭店后，北京家长持续要求和叶明球直接会面协商，但其电话持续无人接听。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尝试数次拨打家长提供的北京科贝乐负责人、法人叶明球电话，均无人接听。
9月1日，在中间人沟通下，家长和叶明球在线上直接沟通。“叶明球在短短10分钟内只说因经营不善向家长表示歉意，但无力退费，让大家通过诉讼方式处理。”林悠说当家长提问有关北京负责人情况时，叶明球就下线了，不再回复任何问题。
科贝乐闭店事件甚至让家长对早教培训行业产生了不信任感。深圳家长黄冉透露，“我之前帮小孩报名了一些网上的AI课程，目前都申请退费了。早教还是很重要的，但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机构让我们放心送小孩去学习了，这让很多家长很苦恼。”
在受访专家看来，预付费模式是造成早教机构容易出问题的主要原因。但问题是，目前没有针对早教行业的强监管，机构通过预售课提供优惠吸引家长几乎成为行业惯例。预付费后的退款难几乎是每家出现问题的培训机构的“标配”。
国务院办公厅2018年就出台《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》，对早教等校外培训机构向受教育者收取学费提出明确要求：“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。”
但这似乎对部分早教机构并没有约束力。一位科贝乐家长的收据显示，单次预付费课程108节，共26570元，按每周1-2节课计算，课程包可上到2023年。
北京市盈科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朱逸聪律师告诉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，“预付费模式滋生了大量的纠纷事件，除了教培质量虚假宣传以外，还存在着教培机构大范围挪用预付费、快速扩张、资金链断裂，甚至停业、跑路等。对于家长而言，预付费方式风险较大。”
在他看来，科贝乐存在明显的违规收费，在退费政策上也出现霸王条款。
深圳和北京家长都表示，“家长们拿到的合同盖章不一致，退款信息也不一致。”林悠2018年在北京科贝乐校区签订的合同盖的是北京分校区的章，退费不需扣钱，延期上课不需要补交钱。
而周芹在2020年与北京科贝乐校区签订的合同则盖的是志学教育科技（上海）有限公司的章。合同规定退款需扣除已上课程20%服务费，延期上课每月加收500元。
在黄冉2021年续课签订的合同中，退款政策又变成已上课程占总课程满1/3，不足1/2，仅退还总课款的1/3，已上课程超过1/2不予退款。此外，退款时还会扣除学校送给家长的礼物折价。
“我们是信任科贝乐才会不断续课，但现在彻底心寒了。”林悠表示，她这些天去了北京朝阳区法院补充材料，期望联合更多家长走法律途径解决。
根据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，“对消费者提出的修理、重作、更换、退货、补足商品数量、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的要求，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的”，经营者承担民事责任。
事实上，早教行业的合同纠纷诉讼要胜诉并获得退费并不容易。根据“中国裁判文书网”案例，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1年判定了一起早教合同纠纷案，认定被告清大智汇公司与家长签订的合同解除，同时需依法十日内退费，但这家公司已停课失联，也并未到庭应诉。
朱逸聪律师表示，“如果法院判决教培机构向家长退费，在判决书生效后，家长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如果教培机构有现金资产，法院可直接予以划扣，如果教培机构无财产可执行，法院可将教培机构限制高消费。而对于一些资金链断裂的教培机构，家长拿到退费的难度较大。”
（林悠、周芹、赵蕾、黄冉、李钰、刘檬为化名）
